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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证据资格三问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镇江东北商会秘书处 发布时间:2019-10-06 18:03 阅读:

  │付 凤* 张 亚**

  [摘 要] 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功能日益显现的同时,有关报告证据资格的争议也日渐增多,如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能不能被采纳?报告应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报告的证据表现形式该不该法定化?对此应明确的是,人身危险性评估是社会调查的目的而非前提,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报告仍应作为证据予以提交;报告内容集中于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犯罪原因、帮教条件,但不应包括主观恶性分析和处遇建议;报告不属于现有法定刑事证据种类的任何一种,但不影响报告的证据资格即可采性。

  多年来,我国一直践行并积极推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探索实践,其制度的规范性、系统性及实效性日益显现。但同时,针对该制度理论构建与实践操作的质疑和争议也日渐增多,很多观点甚至彼此对立。比如,当社会调查报告的结果明显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时,是为保护未成年人不提交报告,还是基于双向保护原则予以提交?又如,调查报告属于哪一类法定证据?是证人证言、书证、鉴定意见,还是这些证据种类的集合?这些争议,体现出司法机关在确定调查报告的采纳、采信标准时所面临的困惑。笔者在此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资格问题梳理归纳,形成三问,与读者商榷。

  一、功能定位: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否被采纳(略)

  二、证明内容:社会调查报告该不该包括主观恶性分析和处遇建议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内容,但由于对法律规定理解不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的现实样态也存在差异。笔者发现,在一份社会调查报告里,除包括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文化程度、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表现等共通内容外,有的地区将未成年人心理评估、非羁押措施风险评估等情况也纳入了报告内容,有的地区就如何量刑、如何帮教提出了具体建议,⑨还有些地区的社会调查报告甚至包括了未成年人犯罪动机、目的、手段、危害、是否结伙及所处地位等,认为这些内容也是评价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因素。

  那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究竟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上述内容是否都在法律规定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范围之内?为便于分析,笔者将现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涉及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犯罪前行为表现及成长环境,如涉罪未成年犯罪人的个人经历、家庭概况、在校表现、个性特点、兴趣爱好、社会活动等。二是犯罪后行为表现及帮教条件,即事后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及其家庭、学校的态度和采取的补救措施等。三是犯罪原因分析。四是处遇建议。前两个方面分别对应“成长经历”和“监护教育”情况,属于社会调查报告的共通内容,也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但对于报告如何进行犯罪原因分析、该不该给出处遇建议等,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犯罪原因不等于主观恶性

  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犯罪原因”,不少论者就此以为社会调查的内容也理应包括未成年人的罪错情况即主观恶性分析。如有论者指出,社会调查报告包括未成年人罪错情况,即“罪错动机、目的、手段、危害、是否结伙及结伙中的地位等……罪错事实不论是作为报应性惩罚的根据,还是作为评价罪错少年再次实施罪错风险的重要因素,都是处理罪错少年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⑩

  但笔者以为,这种将未成年人罪错动机作为社会调查内容的做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将行为主观恶性完全混同于人身危险性。从性质上讲,主观恶性主要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心理状态,如目的、动机等,其作为已然的客观存在的心理事实,与犯罪构成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属于犯罪论的基本范畴,是行为具备社会危害性所不可缺少的主观因素。而人身危险性是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虽都是针对行为人,但两者不能等同。行为人主观恶性大,不等于其人身危险性就大。11如未成年人在被害人过错刺激下实施的激情杀人行为,具有明确的犯罪故意,主观恶性较大,行为社会危害性大,但却不能必然说明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再犯可能性大。社会调查的目的是考量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而非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正因此,社会调查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指量刑前调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应人格调查,其内容包括被告人的人格及以前的生活状态、经济状况、违法犯罪记录、家庭情况、犯罪后的行为等多方面,却唯独不包括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心理状态即主观恶性问题。

  其二,对“犯罪原因”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刑事法学体系中,作为法律术语的犯罪原因是犯罪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犯罪原因才能更好地制定犯罪对策。与犯罪学不同,刑法学一般不直接研究犯罪原因。法律要求司法机关在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前,对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进行调查。显然,这种犯罪原因调查是犯罪学意义上的,是为探寻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背后隐藏的生理、心理、社会的原因,进而更好地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而不是刑法学意义上的主观恶性问题。对于主观恶性,司法机关针对案件事实、依据刑法理论直接作出判断即可,不应也不需要进行案外的社会调查。

  简言之,犯罪目的、动机、手段、危害、是否结伙及结伙中的地位等罪错事实,体现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而非其人身危险性,是刑事案件侦查取证的重要内容,表明案件发生的前后因果逻辑关系,但却不是社会调查所应包含的犯罪原因内容。

  (二)社会调查不能代替司法裁判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在给出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犯罪原因及帮教条件分析后,应否给出处遇建议,如对涉罪未成年人应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是否起诉或者附条件不起诉、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等?有学者将未成年人司法比作医院的儿科,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就像一份儿科诊断报告,其当然应包括病因、病情和治疗方案。诊断报告中的病因病情,好比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和人身危险性分析。诊断报告中的治疗方案,也对应调查报告中的量刑建议及矫治方案。12在实践中,也确有不少地区在其颁布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中要求,社会调查报告应结合案情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关系修复情况、社会矫正或帮教条件进行分析,并提出处理建议。13对此,笔者认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理建议即是否应当批捕、起诉、处以刑罚,是司法机关的权力和职责,属于法律适用问题,非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所能承载。如果说未成年人司法好比医院儿科门诊,那么未成年人调查报告就好比辅助儿科医生作出最终诊断的各项检查,检查结论仅限于检查内容本身,而不能代替医生出具诊断结果。

  综上,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不应包括行为人主观恶性分析和处理建议。就少年司法而言,调查报告的证据价值既不应被忽视,也不应被过分夸大,无限扩展其内容,乃至对实体法律适用问题越俎代庖。

  三、证据形式:社会调查报告的表现形式该不该法定化

  (一)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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